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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想象,把企业家打成黑社会|阜阳葛林林案

阜阳葛林林案洗冤录 葛林林案日记
2024-12-31


纪录片:阜阳案,一个拼凑的黑社会


 



想象,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


儿童是善于想象的,或许在于其涉世不深,或许在于其没有成人世界中复杂逻辑思考和推理能力;也或许在于其没有成人世界复杂规则。

心理学认为:儿童在想象时存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利用角色扮演来演出其想象出的东西;其二在于以假装相信的情形来行动。


七月,安徽暴雨连连。


待在看守所里的葛林林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自己是怎么被判了22年的。


半年前,作为被告的他被想象着扣上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罪名。


参见文章:《“花2000万买你坐牢20年”,我丈夫被落马高官“专门安排”|葛林林日记·序章》

 

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都必须先得从这起后来被定义为“寻衅滋事”的这件事说起。




一、被想象的“寻衅滋事”

 


葛林林和褚安江的纠葛开始于2015年。那时,葛林林的父亲在褚安江手下租了一块地用于经营。

 

一日,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喝醉酒的褚安江上来就将其骂了个狗血淋头还让他早点搬走滚蛋。


“我公公那一天整晚都担惊受怕得睡不着。”

 

葛林林的妻子事后回忆到。

 

不忍父亲受辱的葛林林随后打电话找褚安江理论。没想到,这就得罪了褚安江。

 

后来在 2016年一天夜里,葛林林在去酒吧接妻子回家的葛林林偶然撞见了褚安江,两个人又发生了争吵,但很快葛林林就在同行朋友的劝阻下离开酒吧回家了。

 

“褚安江感觉被冒犯丢了面子,坐在那气得厉害。”当时在场的人这样说到。


2018年褚安江在到处收买人来陷害葛林林时说:

                      

“要不是现在杀人犯法,别说告他,我杀他的心都有。”


“和政府经营这么多年的关系,省里都有我的关系,这件事许刚已经专门安排好了。”


“咱有的是钱,我花2000万买他20年牢。”


“只要想搞你,有事没事都得进去。”


褚安江说话的部分录音

 

作为刑法意义上的寻衅滋事,实际上有着非常严格的认定标准。


 然而,无论是从褚安江自己后来私下里的陈述也罢,还是他当时在场的两名警察朋友证言也罢,都没有说到褚安江被葛林林殴打、恐吓。


由于酒吧不大,当时也有很多人在,也没有证据证明造成了严重的公共秩序混乱。

 

他们只能想象:


“有一百多人,上二楼的一二十人里面有一个带头的,走在前面这个人叫葛林林,他上来一把搂住褚安江的脖子,把他搂到一边去了,跟葛林林来的那些年轻人也围了过去,骂了一阵子之后就听见有打耳光的声音(哪怕作为酒吧现场如此吵闹),打了之后又继续骂,这个时间大约持续有二十分钟。”

 

只骂了几句的葛林林先是被想象着打了人;而后,这个酒吧里又被进一步的想象着塞入了一百多个彪形大汉。他们还打了足足二十分钟。

 

要在如此小的一个酒吧挤下一百多号人,唯一的合理解释只有一个——他们在叠罗汉。


 图:被塞入一百多人的小酒吧

 

同时,在之后的调查中褚安江也想象自己在酒吧事件后是被葛林林逼得离开阜阳,来作为造成恶劣影响的证据。

    

实际上,根据现在对他调查来看,他当时是诈骗了别人5600万元而跑离了阜阳。

 

然而,对褚安江来说,将葛林林扣上寻衅滋事的帽子还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复仇欲望。

 

他们也还需要继续想象,


于是他们又想方设法构建了两个罪名——敲诈勒索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二、被想象的“敲诈勒索”

 


 一份录音中,褚安江提及如何整葛林林时说:


“并不是你要说,是公安局要引着你说,搞也要搞死你。”


褚安江以自己和高占之间一笔10万元的转账为基础,想象着自己被敲诈勒索,想象着是自己苦苦求饶才得以10万块钱摆平这起麻烦。


距离所谓“案发”已经过去3年了,褚安江才迟迟叫来警方开始编造。

 

他们以2018年编造的证人笔录来作为“证据”,假装着事情发生过一样。

 

证明这件事的证人:是欠了葛林林不少钱没还的高占、是褚安江自己公司的总经理王某、是承包褚安江工程的负责人王某某……

 

对于是否存在“敲诈”一事,这些证人做出了这些证言:

 

 “我听说”、“XX说过这件事”、“你可以去问XX”……这些仿佛传说故事一样的证据。

 

笔录中,证人高占说褚安江曾经转了10万到自己的卡上用于支付葛林林的“勒索”。 

 

至于10万元被取出后,去了哪?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人关心。长达几百页的询问笔录中,丝毫没有出现相关线索,只有一些无关紧要,遍是修改的通话记录。

 

谁和葛林林去敲诈了呢?

 

有的人闪烁其词,“一二十个小弟”、“二十几个年轻人”、“不知道,没听说”。

 

有的人言之凿凿,一名叫李文章的证人说自己参与了敲诈堵门,并且“三子当时也在。”

 

然而,这位名叫“三子”大名为张玉东的人实际上陈春柱的朋友,在警方从2018到2019年长达一年,多达29九次的问询中连警方都没有一次提到敲诈勒索这件事。

 

甚至当三子在主动举报另一人有犯罪行为后被问及认不认识葛林林时,他都回答道“我和他不熟”。

 但他们的想象还是不能停止,他们还没有达成“花2000万,买葛林林坐牢20年”的目标。




三、用五个想象构造的“黑社会”

 


这时,他们还是需要借助刑法进一步的想象。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刑法严格限定为:


    1、要人数众多,形成稳定组织,有领导关系。

    2、要有获得经济利益支撑组织发展的手段。

    3、要有有组织的犯罪行为,称霸一方。

 

 葛林林领导的又是一个怎样的“黑社会组织”呢?

 

他们收集到了这些证据,并通过五个想象将他们妖魔化。

 


第一个想象,

受邀吃饭竟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标志

 


2013年8月1日”醉江南“酒楼


“赵永红在“醉江南”请客吃饭,并让葛林林邀请陈春柱等人参加,在吃饭过程中赵永红在饭桌上对陈春柱出言不逊,葛林林作为邀请人不能坐视不管,仗义执言说了句赵永红摆的是鸿门宴,由此引发了一些口角。”

 

而在一审判决的故事版本里,酔江南酒楼里这件十分平常的、连违法行为都算不上的小事却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标志”、“两股势力合流”。

 

对于刑事诉讼的定罪量刑来说,证据认定最基本的规则就是“排除合理怀疑”。

 

且不说“花2000万,买葛林林坐牢20年”的褚安江的话已经足以让人对“葛林林是黑社会”这个事实产生合理怀疑,一审以所谓的“醉江南事件”来认定葛林林加入了陈春柱的势力组织,也实在过于牵强附会

 

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大家以后都不要随便帮人说话了,因为帮人说话意味着你们“两股势力会合流”,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连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葛林林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加入了一个“黑社会团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第二个想象 控制小区的窝囊黑社会

 


这是一个或许是佛系、或许是保密程度极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本案除陈春柱、葛林林二人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外,其余23人均为参加人员。从每人所做笔录关于对葛林林关系描述里,可将这23人分为三大类:


第一,与葛林林没有任何接触的人:共计14人

第二,和葛林林有接触但未被安排事情的人:共计6人

第三,和葛林林有接触且安排事情的人……仅2人,其中还有一人后来与葛林林的关系渐行渐远。

 

哪怕作为组织的二把手,葛林林甚至也无法联系到人数多于一个的小弟。

 

新冠病毒尚能通过空气传播,而葛林林竟然能不经由任何介质“靠意念”控制“黑社会团伙”的成员,如此说来,葛林林威力已经胜过了席卷世界的新冠病毒。


在认定社会危害性时,一审判决认为:陈春柱、葛林林黑社会团控制了明鸿花园和万霖花苑两个小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葛林林和他的家人感到无比震惊、荒谬。葛林林怎么可能称霸小区?葛林林靠什么称霸小区他从来没有去过和只去过一次的小区?

 

于是,葛林林妻子唐洁于2020年5月14日去明鸿花园和万霖花苑两个小区,未表明身份随机采访居民,出示葛林林照片问是否听说过葛林林。

 

视频:街头匿名随机采访小区居民是否认识葛林林

 

从视频可以看出,葛林林妻子在明鸿花园、万霖花苑随机采访包括常住居民、门卫、便利店老板、学生等在内的47人,被采访者均表示未见过、不认识葛林林。

 

中国有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若葛林林真的是“黑社会”且控制了这一片区域,恐怕早已传遍坊间,无人不晓。可如今显而易见,这一片的居民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人,更别说被他控制了。

 

按照一审判决书的说法,葛林林不仅能用“意念”与“组织成员”进行神交,还能用“意念”控制一片区域。

 

如果是剧本的话,这个编剧水平真是欠佳,本想把葛林林塑造成“黑老二”,却没成想把他塑造成了“神仙”。

 

这两个小区中的明鸿花园,葛林林没去过。


“2015年2月24日,明鸿花园事件,有报警记录。陈春柱一家人饭后开车回家,在小区内因停车问题与徐北臣一家发生冲突,后致徐北臣轻伤一级,赔偿经济损失13万元。当日事发原因突然,陈春柱与他人发生冲突与葛林林没有利益关系,无论是事前事中事后,葛林林均未参与”

 

另一个小区万霖花苑,葛林林当时是去劝架的


“2017年4月6日23时许,万霖花苑事件,有报警记录。陈春柱深夜回家和酒后驾车的张春雨在小区内发生冲突,事后造成张春雨、王丽夫妇轻伤二级,赔偿60万元。


 葛林林接到电话后去了现场,但到现场后葛林林并没有参与打架,对此一审判决也予以认可。


证人赵玉清说,葛林林在旁边就说“都别打了”,大家这才都不打了;证人郑金龙说,葛林林就对动手的人说“都别打了”,那些人就不打了”

 

无论是万霖花苑打人事件也好,还是明鸿花园寻衅滋事也罢,既没有葛林林参与,同时这些案子在当时都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以调解结束。


我国《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和影响……是在一定区域中生活的人,以及该区域内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如果涉案组织的控制和影响仅存在于一座酒店、一处娱乐会所等空间范围有限的场所或者人口数量、流量、经济规模较小的其他区域,则一般不能视为是对一定区域的控制和影响。”


而一审判决对明鸿花园、万霖花苑形成重大影响的认定不合事实不符法律。首先这两个地方属于小区,人口数量、人流量都有限,小区内更无经济规模可言,其次陈春柱在这两个小区也仅产生过一次冲突,不能体现行为对该小区的危害性。最后,上述事件与葛林林没有丝毫关系,葛林林不该对此承担责任,更不该因此被打成黑社会。

 


第三个想象  劝人向善的“帮规”

 


葛林林曾经告诉过朋友“不准在公共场合脱上衣”“不准骂脏话”“要注意言辞,少发脾气。”


葛林林的朋友许东亮说:“葛林林带着张啸飞、高柯他们去九华山等地烧香拜佛时,要求他们在上山之后就不能胡扯,得守佛门的规矩。”

 

然而这些都却都最终被认定为葛林林“制定帮规控制下属”的铁证。

 

我们都知道南京的“彭宇案”,因为法官在判决中说“如果彭宇没有撞倒老太太,那么他为什么要扶起她”,而导致全国人民自此不敢扶老人。

 

以此类推,葛林林案一审法官认为“葛林林告诉别人在公共场所要守规矩是他控制别人的表现”,那么以后谁还敢督促别人守规矩、讲文明?

 

作为法院,应该力求证据的合法真实有效,而不能对言辞证据进行过度解读渲染,进行“有罪推定”,更不能讲故事。

 

葛林林案一审的办案人员是善于讲故事的,他们把平常生活中的小事,讲成了违法犯罪的大事。


一份判决书,几张薄薄的纸,就给一个家庭带去了离别与伤痛。

 


第四个想象 开公司也成犯罪

 


 陈春柱是经销水泥的,葛林林是从事商贸的,二人从事的行业风马牛不相及,连上下游产业都不属于



对于资金的处分也是各自独立,双方在各自的生意上没有任何财务往来。


这些公司与在案被告人之间即无入股也无分红,更无参与经营管理,甚至绝大部分人连用工关系都没有。无论是人员身份还是涉及的违法犯罪事由,与一审法院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具有割裂性。


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需要证明其有获得经济利益支撑组织发展的手段,他们只能通过想象来弥合这种差异。



第五个想象 维护秩序的散装“黑社会”

 


认定组织犯罪行为时,办案机关则先安排上身份贴好标签,再将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为先是强行认定为犯罪行为,最后又将那些葛林林根本不认识的这些人所犯的罪聚拢在一起作为组织犯罪。

 

这样一个东拼西凑的散装黑社会就想象完成了。


“手下”吴宝龙生活中的纠纷;

“老大”陈春柱停车时的纠纷;

“老大”的儿子陈聪与同学的纠纷;

 ……


所有年代久远的相关人员已经和解解决的问题,都被拼成一块老妈子的裹脚布,作为“黑社会组织”又臭又长的定案证据。

 

又怎么体现出黑社会性质了呢?

 

最重要的是:其他人的行为和葛林林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把别人的行为生拉硬拽到葛林林头上?

 

好了,现在他们终于是基本上将葛林林想象成一个黑社会了。

 

可刑法说了:刑法具有谦抑性,司法机关应当严格认定,不应扩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范围。

 

甚至连他们所依据的扫黑除恶政策里也有这样一些话语: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强调“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统一”、“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可是沉迷于想象的他们没有听见,不想听见,也不敢听见。

 

他们有着自己的理由:“面子”、“绩效”、“人情”。

 

他们还在忙着无事生非,小事做大,大事染黑。

 

就这样,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和几个朋友在酒吧骂人的葛林林先是被想象着率领百十号彪形大汉打了人;而后又敲诈了虚无缥缈的十万块钱。最终被一手“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头人。

 

丢了面子褚安江的报复、未能进一步索贿的专案组警察程广超的恼羞成怒、扫黑办主任许刚的拿钱办事……

 

确实,是褚安江与办案机关听着政策与口号,揣着钱财与明白,捂着眼睛与良心,将葛林林想象成黑社会的。

 

但这种解读过于简单,和千百年来的英雄史诗与冒险传奇一样,似乎只要把那个作恶多端的大坏人除掉,天下就可以恢复太平。

 

我们假装相信着“我只是沉默,我没有作恶”。


我们始终装成一个看客,看着一步步的:


一个超能离奇的黑社会帝国在他们的想象中孕育而生,


一个个“孩童般天真的想象”被作为定案的铁证。


而一个个我们还在沉默,甚至有的人枉顾事实与法律为给葛林林定罪加油、呐喊。这样的我们,就着实和褚安江他们一样可恶了。


那么,当同样的恶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沉默的我们是灭亡还是爆发呢?


在最高刑期二十五年的中国,几乎什么都没做的葛林林被判了足足二十二年,没收了全部财产——唯有这个不是想象,而是实实在在压在他身上的大山。

 

当葛林林的妻子在深夜里辗转反侧,

 

当他的妻子在东奔西跑维持着整个家庭的同时为他击鼓鸣冤,

 

当他的孩子想象着爸爸还在自己身边时,


图:葛林林女儿给爸爸的回信


图:葛林林女儿给爸爸的生日礼物

 

阜阳葛林林案中,有着褚安江他们这样一群富于想象的人,无法无天的想象。他们想象着黑社会、想象着滚滚财源。现在的阜阳案的安徽扫黑办主任许刚已经被中纪委调查;向家属索贿几十余万元专案组警察程广超蹲进了大牢放出狠话说是自己花了2000万买得的葛林林20年有期徒刑的褚安江,如今也被立案调查。
七月的安徽,雨就没停过。葛林林只有想象着孩子才能挤出一丝笑容。
孩子的想象足以创造世界上最好的一切;我们的想象也可使我们抗过生活的艰辛;而司法中的想象却只能毁掉这个世界。希望阜阳中院作为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司法想象”,发回重审,还葛林林案以真相。




撰文:akki,高文英编辑:晁应然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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